韩国警方用手机寻找失踪少年儿童获得成功
新华网汉城2004年8月29日电 (记者 张锦芳) 韩国警察厅29日宣布，韩国警方实施用手机寻找迷途少年儿童的制度100多天后，成功帮助一名失踪的残疾少女回到父母身边。
韩国警察厅在今年5月14日与SK电信公司签订了用手机寻找迷途少年儿童的合同。警方将6名长期失踪的少年儿童的信息及他们的照片发给SK电信公司的手机用户，寻求帮助。
8月20日，韩国警察厅将失踪的14岁残疾少女朴某的照片和有关信息发送给全罗南道和全罗北道的70万手机用户及当地警察。28日，在全罗北道金堤郡的一名手机用户接到寻人启事，发现被寻者与他工作的医院内收留的一名残疾少女相似，便报告了当地警方。经调查核准，这名少女就是警方要寻找的人。随后，警方将这名残疾少女送回全罗南道木浦的家中，与她的父母团聚。
韩国警察厅将根据此次寻找失踪少女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开展通过手机寻找迷途少年儿童的工作。警方已向全国1500万名手机用户征询意见，其中630万名用户已表示愿意接收寻找迷途少年儿童的信息。警方还将使用专门开发的有关软件程序，使通过手机寻找迷途少年儿童的工作规范化。
DNA 指纹术助寻亲
1111战争、穷困、拐卖妇女和儿童等罪案令中国不少家庭与亲人失去联络。事实上，在茫茫人海中寻找失散的亲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试想想在中国十二亿人口下寻找一個数十年沒有見面的亲人是多么难的一件事。不幸地，如果亲人身处于另一個国家，那么寻亲便变得难上加难了。
1111时至今日，还有数以万计的人仍然在寻找他们失散的亲人。他们只能凭着对亲人模糊的印象、或是过去残缺不堪的生活片段，加上一些陈旧的相片去寻亲。他们每天也只能在焦虑中盼望着亲人的音讯，但这仿佛是一次又一次无止境的等待。在这些寻亲人士中，有少数幸运儿可以寻回失散的亲人，但他们也未能确认对方的身份。就像粤语长片中的侨段一样，人们只能凭借一些简单的方法，如滴血认亲去初步确定彼此的亲属关系。事实上，滴血认亲并不能全面而准确的去解决亲属之间的疑问。随着科技不断的进步，基因 (DNA) 指纹术可以准确的鉴证到错综复杂的亲属关系问题。
1111基因 (DNA) 指纹术是鉴证血缘关系的重要技术，通过比较人体内的遗传分子DNA，鉴证两者的血缘关系。常应用于鉴证父母与子女的血缘关系，也被称作亲子鉴证。DNA 指纹术是一个安全、方便又准确的测试，一般只需五个工作天便完成，而且只需血液、口腔细胞或头发便可作测试。由于其超常的灵敏度，因此被广泛应用于法庭诉讼中身份辨认方面。
1111除此之外，DNA指纹术亦可以令寻人过程更方便和快捷。由于人体内的DNA有独特的排列次序；因此，只需把不同的DNA资料放进一个大型的数据库中，便可简单快捷地配对到寻亲者与失散家人的资料，从而增加寻人的准确性和效率，大大减低寻亲者不必要的忧虑。
1111总括来说，DNA指纹术确是现今准确而有效的方法去鉴定亲子关系，同时亦能协助更多寻亲者与失散的家人团聚。
中国警方“寻亲数据库”开放
1111利用DNA分析技术寻找犯罪嫌疑人，这已被人们或多或少地了解。不过，今天中国向各地公安机关开放的首个DNA数据库却主要储存“好人”DNA资料，它的主要功能是配合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斗争，帮助骨肉分散的家庭“寻找亲人” 。
1111建立配合“打拐”的DNA数据库，这在国际上尚属首例。日前，贵州解救出了30多个被拐儿童，一周有400多位家长前往相认。几对父母“抢”一个孩子，不是什么新鲜事。其中更有一个小男孩，被15个家庭指认为儿子。而采用DNA技术鉴定血亲关系，困难迎刃而解。
1111据公安部刑侦局刑事技术处处长左芷津博士介绍，就单一的DNA技术来说，中国目前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算不上落后。但具有规模效应的DNA数据库建设由于要求有技术法规和行政法规支撑，且耗资巨大，我国相对还有距离。
1111目前世界上主要有犯罪嫌疑人和犯罪现场两类DNA数据库。如果说，单一的DNA技术是被动地证实犯罪，那么数据库的建设则是去主动地揭露犯罪。比如，登记入库的罪犯当中如果有人再次犯案，只要在现场留下一根头发、一滴血或是一片皮屑等物质，就有可能通过DNA遗传信息的比对，让他现出原形。与此同时，DNA数据库对于查清是否属于同一案犯连续作案，缩小侦查目标，提高办案效率等都有重要意义。
1111据了解，此次，配合“打拐”建立的数据库，分两个阶段。在准备阶段，动员丢失了孩子的家长，主动到公安机关报案，并采集血样，通过特快专递手段送到全国指定的4个数据采集点，经过处理后，利用网络系统传输到设在北京的中心数据库。在实战阶段，各地摸排本地来历不明的儿童采集血样，同样传输到中心数据库，找到符合遗传规律的“三联体”，从而确立亲子关系。
1111公安机关经过侦查破案或通过人贩子交代供认的被拐卖儿童，将儿童送还父母时，也要通过DNA鉴定，以予确认。
1111在这项浩大的工程中，4个指定的数据采集点无疑重任在肩。“技术过硬，水平一流。”左芷津如此评价说。这4个数据采集点分别设在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北京市公安局、辽宁省公安厅和广州市公安局。它们从80年代中期就开展了关于 DNA的研究工作，代表了国内刑事技术的最高水平。由于客观条件制约，各地进展速度不一，估计到4月中下旬中心数据库方可完成各地数据的整合，实现大规模的开发利用。
